《启蒙年代的秋千》：一个人的当代中国文化史

当一本《启蒙年代的秋千》摆在我面前时，徐江的“当代文化史记”其实才刚刚开盘，后面还有二期、三期，甚至更多。这本横贯整个上世纪８０年代，内容涉及“风景与风俗”、“文学和作家”、“影像和偶像”、“思考者与学人”、“读物与读本”的一个人的史记，因其强烈的“自由的个体”发言人色彩，被我命名为徐江一个人的当代中国文化史。

多年的自由撰稿人身份，加上一双诗人的睿智之目，使徐江的文字深湛、锋利、毫不粘滞。然而徐江又是如此从容，他笔下的老北京、旧车站、广场和米粉店，他娓娓道来的那些偶像、学人与作家，无不让人在蓦然回首中，闪回到１９８０年代那个激情荡满又困惑蒙昧的一刻与又一刻。他由当年被视作异端的喇叭裤想到： “我们现在宽容，并不等于过去宽容。宽容的阶梯，是由恐惧、声讨、歧视甚至包括了意外和血泪，在岁月中凝固而成的。”

他由1980年代改革开放前沿———广州火车站的蚊子与警棍，想到了时代前进步伐后面那社会的本相；他由侯宝林与马三立两种相声风格的不同想到的是“这种不自觉的进步，背后隐藏的，是听众作为主人意识的苏醒”。他由中关村由寂寞而兴盛的发展看到的是“它所隐匿的那部分里既有曾经的稚拙与蒙昧，也有世道人心的一次次细小沉浮”。他由歌手张楚前后身份的转换以及言谈中不愿与诗人为伍的口气，更是看到了那开满鲜花的“记忆花园”所潜藏的“日后霉变”的“蛛丝马迹”。

这本一个人的中国当代文化史，你也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说它是电影史、流行乐史、摇滚乐史、好书出版史、文学翻译史、诗歌史、先锋小说史、新潮思想史或其他新的发现史，把它称为一个人的心灵史也未为其过，说到底，哪个从那个华光灿烂又物质匮乏年代走过的人，没有或多或少在心中构思过那么一本灯火阑珊的 1980年代心灵史。